在开国将领中，很多人在战争时期因为工作关系交易股票的平台，脾气相投，使得个人关系很紧密，像罗瑞卿和刘亚楼是上下级加战友的关系，在战争时期俩人曾经三次合作，解放后分别担任军队要职，可以说知无不言。
罗瑞卿在1928年被派往闽西发展根据地，从而与刘亚楼形成上下级关系。
1932年3月，罗瑞卿任红4军政治委员时，刘亚楼是下辖师政委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时，刘亚楼担任2纵副司令，罗瑞卿担任2纵政治部主任；1936年，俩人又在红军大学共事，罗瑞卿担任教育长，刘亚楼担任训练部长。
当1938年，刘亚楼前往苏联治病学习后，俩人此后十多年没有见过。罗瑞卿从抗大转入晋察冀工作，而刘亚楼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遇到苏联卫国战争，而加入苏联红军，抗战胜利一路跟着进入东北留在东北工作，直到1948年11月，东野部队入关，俩人或许才见面。
刘亚楼
解放后的罗瑞卿在公安系统任职，担任公安部长兼公安军司令，刘亚楼是空军司令。1959年，庐山会议后，罗瑞卿的职务发生巨大变化，被调任军队主持军委日常工作，对刘亚楼来说是高兴的，从革命友情来说，来人过去长期共事，是上下级，但是知无不言，工作汇报也很轻松。另一个后续就是山头的问题，那时候很多干部思想里有“山头意识”，包括高级将领在内，要不然在五十年代干部原则是五湖四海原则，就是照顾山头，消灭山头。
在草地时，三军团与一军团有过矛盾，尤其是改编为陕甘支队后，2纵主力是三军团改编而来，副司令、政治部主任是一军团派来的，生活作风与三军团不一样，加上有些问题过于严厉，引起过双方的意见。
解放后，刘亚楼对空军的贡献很大，从他逝世的葬礼规格高，就可以看得出中央对他的重视。
刘亚楼工作能力强，作风也霸道，这一点很客观。批评同级干部都不留情面，比如空军几位副司令当中需要汇报的一些东西，不满意后不分场合让对方下不来台。当时空军有7位副司令，其中一位是上将，其他都是中将。他们都是从战争中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，一把手这样很难堪，也使得威信降低。
在工作上，说好听一些好胜心强，不愿意落后其他军兵种、大军区等，说的尖锐一些，有点一言堂，空军的工作都是他说了算，加上又是党委书记。政委过去是他的老部下，只是党委副书记，当同级向他反映情况时，政委也敢为难，不敢直接说，而是很委婉表达，最终也没有得到矛盾的缓和，反而加重几位副司令与司令员之间的隔阂。
这样的矛盾不是看不见，罗瑞卿作为军委秘书长兼总长也不是听不到反映，也或许听到了，才给刘写信函：不要太好胜，空军的工作，可以放手一点的，就不要多管了。
其实这并没有什么，作为司令什么都管，什么都做住，身体也吃不消，也让分管工作的副司令、副政委们如何办？
对于很多工作，刘亚楼确实抓的很紧，比如1960年以后突出政治，四个第一，为了避免像海军那样出现几次政治事件，他亲自抓政治思想工作，而且非常严格，因为干空军最怕飞机跑。或许因为他的努力，1963年空军被树立为全军标兵，上级让各单位学习空军。这给刘亚楼带来更大的动力，而且坚持下去，但有时候过于严格，就有点形式主义：检查人员戴着白手套到处去摸，手套上沾一点尘土都不行。这种形式主义，未免太过了。
个人认为罗对他的嘱咐是希望对方能放权，也可以缓和班子之间的隔阂，班子团结才能干更多事情。
其实，刘司令的做事风格，接触过的上级、同级、下级都是深有体会的。曾经在1959年，拟定总长人选，有人推荐刘亚楼为候选人，没有被采纳，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行，而是因为性格过于严格，有霸道在里面，不合适主持总参工作。
罗瑞卿
罗瑞卿的“忠告”，没有被理解还是怎么回事，看到罗瑞卿的信函后刘亚楼很不高兴：不相信我，请军委派人来检查好了！不过，刘亚楼对罗瑞卿有没有不满，至少在外人眼里没有表露过，在其他上级那里有没有不得而知。
不过，罗瑞卿对刘亚楼的关系也很强烈，自从刘亚楼生病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后，军务繁忙的他经常抽空去看望刘亚楼交易股票的平台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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