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7日破晓，业务员吴晓超驱车行驶在高速路上。他昨晚喝了小酒，仍旧焦灼。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23年的报告显示，新能源汽车退役后，75%的电池没进入合规回收渠道。今年4月的新规要求，每块退役的动力电池都必须配备“数字身份证”，实现全生命周期可追溯。
新规发布的一周里，没有一家汽车报废厂给他发来“有货”的消息。只有客户反复问他：“能不能‘做溯源’？你们是白名单企业。”
动力电池回收的赛道上，有超过20万家注册公司。所谓“白名单”，是经工信部认证、具有资质的正规军，全国仅156家。
但他抢到的货越来越少，公司一年6万吨的产能“吃不饱”。
在行业中，守规变成吃亏，漏洞钻出捷径，更多人挤在同一条路上迷失方向。
回收商的仓库里有一批不合格电池，只能回收后打粉。 记者 摄
源头的空缺
吴晓超决定从电池的源头追踪。
国道边，“哐哐”声越来越响。数百辆汽车停满报废厂的空地，生锈的铁壳叠成小山。这里本是电池退役的第一站。
去年年中，仍是工程师的吴晓超在烂尾项目里亏了数百万元。他正茫然时，手机屏幕出现一条推送，“新能源车的动力电池预计迎来退役潮。”
新闻里说，一颗动力电池的循环寿命在2000到3000次，换算下来，能支撑一辆新能源汽车行驶60到80万公里。换电池，按每度电1000元计算，一个电池包得6万元，而最便宜的新能源汽车不到3万元。报废，成为更现实的选择。
行业预测，2026年汽车动力电池的退役量将达到50万吨，市场超过千亿元。按照规范，车主需要把车送到有资质的报废厂，由报废厂回收整车、拆下电池包，再交给合规的回收企业处理。
“一个池子的水足够满，总会有水花溢出来。”他决定入行，托朋友介绍，进了家白名单企业。
真正来到报废厂，他见到另一番场景。
在大部分厂里，都是燃油车的残骸。偶尔有一辆新能源车，他蹲下一探，底盘空荡荡的。重达200多公斤的电池包不见了。
00后张朗是汽车报废厂的老板，去年他刚从国际贸易专业毕业，父亲让他接手家里的工厂。
“我对车根本没兴趣。”张朗说。
父亲劝他，车一定会有退休的那天。这是一个终身能有回报的行当。
张朗答应了。他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，“比起外面，家里的风总要小得多。”
但他很快经历落差。当地商务部门早有规定，车辆报废时要“车电一体”：新能源汽车缺了动力电池，将无法完成注销。
他指着机动车回收证明的右下角，每一块电池都有一个编码，“就像是电池的身份证。办理报废手续后，证明我们留存一份，另外几联返给车主。”
可部分电池的身份，在源头便断了线。
张朗说，新能源车的电池编码没有显示在行驶证上。每一台车，他都得在电池包上反复翻找——各个厂家、车型的编码位置各不相同，没有统一标准。有些编码是打印的白色标签，有些刻在金属铭牌上。
他遇到过一台车，电池编码的标签已被磨得看不清，沾满灰尘。他拍视频上报商务部门，审批、汇报，折腾好几天，最后只得在编码处打了一道横杠。
更让张朗头疼的是，“很多人压根不知道有正规厂家的存在”。
他去4S店为车主办手续，总有人凑上来：“车要报废？卖给我得了。”
张朗把这些人统称为“车贩子”，“他们往往跨区域作战”。
刘良便是其中之一。他见到，在县城里没有大型的4S店，个人注册一个营业网点，就能回收周边的报废车。
“报废厂的价格在小地方很透明，按吨算。”刘良只要多给一两百元，就能谈下生意。
他算过账：一辆30多度电的新能源车，整车价格9800元。单一个电池包就能卖7000元。抽走电池后，把车壳拉到行情更好的大城市卖给正规厂家，只有他们能为车主办出销户手续。
“怎么会要求带电池呢？”刘良不解。三个月前他刚卖了一台空壳车，“把电池的码给他们，就能出手续，一星期就下来了。”
张朗苦笑，更多报废厂正成为贩子的“下线”。
起初他和同行很气愤，“大不了鱼死网破，大家都别做生意了。”
可去年底以来，他见到每天进厂的报废车，从60台滑到50台、20台，收入减少了近一半。他渐渐收起贩子转卖的车辆。
在圈子里，有厂家收了没有电池包的铁壳。一位报废厂的老板说：“拆了也能赚100块钱，为啥不赚？”
汽车上的电池编码没有统一样式，很多编码是白色标签。 受访者供图
膨胀的行业
那些被截胡的电池包去了哪儿？
吴晓超走进城郊的新能源产业园里。50米的路途，挨着四五座白色工厂，高悬招牌，“紧跟国家发展战略”“大力发展低碳环保经济”。
老板领着他进门看货。撬开木箱，叠着满是灰尘的电池，打开油漆桶的盖子，里面是铜片。他拨了拨写着“食用玉米淀粉”的编织袋，黑色的电池粉末露出头。
吴晓超早已习惯，“收电池就和开盲盒一样。”
他研究过，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分得很细。一个汽车电池包里往往有数百到数千片电芯。拆开电池包之后，要进行“分容”，即检测每一片电芯的容量。
容量在80%以上的电芯，能够放在其他低功率设备上使用，比如户外应急电源、三轮车等。容量在50%以下的电芯，一般打成黑粉处理，提取金属，再生为新的电池。“每一片电池，利用的方式都有所不同。”
他叹了口气。也正因此，行业开始膨胀。
中间商汪禹就在数月前挤进回收的赛道。2021年，动力电池的原材料价格从每吨几万元涨到六十万元，他的哥哥跟着身边人率先冲进行业。
去年底，圈子传闻有大资本操盘，金属价格飙升。汪禹哥哥一口气买了40吨货。可一夜间，价格跌穿，这批货都砸在了手上。他把五个仓库卖得只剩一个，喊汪禹“抄底”。
“干这行就靠赌，就和玩股票、期货一样。”汪禹没犹豫就答应了，“这不就刚好踩在国家发展的战略上。”
他知道那些溯源的国家规定，没放在心上，“没出问题就没啥事儿，肯定要紧一下，时间一长自然就松了。电池一旦流到个人手里，还怎么强制？”
他说，这一行所有人本就盯着“价高者得”。
“大公司、大厂都是通过招投标、竞拍的方式，数百辆车为一批交易。”他通常从个人那里拿货，只看电池的价格和外观——有没有鼓包、火烧的痕迹，便能报个价。
他细数，车贩子卖给贸易商，贸易商卖给小作坊，小作坊组装后再卖给下一级贸易商……每一手都在转卖，每一手的把关也远比上游宽松。
汪禹见到，交易合同里只有容量、重量的规定，没人会加上溯源的协议，也没人会讲究扫码的事。“万一出了安全问题就要承担责任，谁愿意签？”汪禹也不知道自己手里的电池，“到底经过了几手、几十手”。
他有过困扰，好几回从小作坊进货时，收到了沙子、砖头。“我已经当面验货，他们打包时掺了东西。”收费按吨计价，汪禹打电话质问，对方回复：“一旦成交，概不负责。”
今年以来，随着原材料价格再次上涨，涌进来的人更多了。
“全国都在抢货。”汪禹去收货时，对方常说电池已经好多人竞拍过了。“几下子就把市场搞乱了。”为了拿到货源，他不得不把利润压到20%、10%。
吴晓超的业务就是这样被挤掉的。
公司每年6万吨的产能，实际需要近8万吨的原材料。为了填饱机器，他和同事们忿忿地把客户原本需要花钱处理的废料拉了回来。
有小公司找到他，说手头有几百吨的电池，仓库装不下了，要统一倾销给他。
吴晓超感到疑惑，那些电池本该直接流向像他这样的合规企业，但现实怎么有所不同？
很多编织袋里放着铜片。
集装箱里往往是拆下来的电芯。 记者 摄
合规的代价
后来他明白，遵守规则也会付出代价。
看完货，他和库房老板谈起价格。“你们给个数。”对面拿手指比了比下方，“还有人……”
吴晓超没敢出声。“说出口，大概率死。”他经历过，有一次电池粉末他报了“6800到7000（元每吨）”，结果人家一开口就是7300元每吨。
“那群人能接，我们也能接。”他忿忿地说。冷静下来后，他意识到这样做压根没有利润，恳求对方，“总要让我们正规军挣一点吧。”
吴晓超想起当初入职的选择。“白名单”的门槛，正是为了清理行业的混乱，保证电池利用安全、环保。
他见过隐患就出现在拆解过程里。在白名单企业，拆解人员必须配备证件，事先对电池“放电”防止短路。出现火花，应急措施就要立刻启动，由培训过的安全员盯着。还要配备处理废气、粉尘、噪声的全套设备。
吴晓超说，资金投入还有要求，“申请下来，最少也要3000多万元。我们一个厂，每年的流水量得6个亿。”
高昂的投入让交易没法赌。领导叮嘱吴晓超：买卖必须开票，收一两个电池，公司流程走不了。公司得保证货源稳定，报价要有最低红线，“万一电池打成粉之后，金属的含量没这么高怎么办？总要为产品预留风险。”
吴晓超去过小作坊。对方在郊区圈了片空地，工人拿撬棍、锯子，直接破碎还带着电的电池包。对方和他说，不暴力怎么拆？别人都在暴力拆，没什么问题。
开锂电池小店的苏银辉从贩子那里收过汽车的电池包。“他们拆，我们拆都一样。”他雇工人，自己也接过拆电池的活，“干一天，三五百块钱”。
省下规矩的成本，最终反映在报价上。
“一些夫妻档的小作坊，前期投入不到十万元。”汪禹和小作坊交易时，对方说，如果把汽车电池加工成其他电池产品，有时单笔买卖就能有30%、40%的利润。“他们的价格，就能比大公司高出三成，甚至四成。”
汪禹知道，部分小厂的拆解就像“定时炸弹”。一旦出现疏忽，很可能引发火灾。在他身边，“已经烧过了两三家”。一有居民举报风险，就到处搬仓库。还有人把电解液、废渣倒进乡村的沟渠、荒地里，污染了土地。
但他忍不住和对方谈起生意，“他们在，才让电池价值更高。”
吴晓超也听到过小公司的利润数字。他很惊讶，“我们现在能把利润做到10%，已经谢天谢地了。”
他开始默默记下每一家公司的名字，无论大小。做工程时的经验告诉他，比过价的对手是最好的合作伙伴，“我们现在是互相竞标，以后就能一起去把标拿下来，分分就好了，就双方来说利益是最大化的。”
那些小厂倾销的电池，最终又回到吴晓超的公司。
“我一个人不可能把每条路都走通。”他提高语调，“只要有利可图，干嘛不行呢？大家都能赚到钱，都开心。”
回收公司的仓库堆满了各种电池产品。 记者 摄
贸易商和吴晓超展示油漆桶里的产品。 记者 摄
选择一条路
刚听说新规时，吴晓超有过期待。
“白名单的含金量肯定会越来越高。”他见到规定说，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电池溯源信息平台，报废厂必须要将电池交给合规企业处理。
张朗早已干起溯源的事。电池从报废厂出库时，他要将下游公司的信息录入溯源平台，必须是有资质的合规企业。
“溯源已经写在合同里，属于安全责任。”张朗说，电池出厂后七到十个工作日内，“下游厂家要给我们一份溯源报告，证明电池已经流转到他们名下，否则没法在平台上闭环。”
但绕过规则的路也在被打通。
4月初，业务员陈南发了条朋友圈。他转发了推送《动力电池回收变天：史上最严新规落地，小作坊集体出局》。
他在转发文案中写道：“正宗白名单企业，有包来聊，有货可问，溯源能做，合作共赢666”。
“哪怕有规定，实际可以去操作一下这件事。”陈南说，他可以接受小作坊的委托，从报废厂收货，在溯源平台上录入自己所在的白名单企业信息。
“合同必须分开来签。”陈南强调，他和报废厂签交易合同，再和委托方签服务合同。“如果交易合同里的买家和溯源报告的开具方对不上，税务查起来不就有问题了吗？”
他每做一单“洗白”的业务，收250元。“我也不是非要挣这点钱。”陈南话锋一转，随着公司的利润越卷越薄，“这只是一个合作的契机，我能多加点朋友，一起去赚。”
如今，每一个人正在选择不同的路。
汪禹发现，圈子里大家开始纷纷观望。他不愿看到小厂消失，“这一行，一个链条不行了，其他人也没得做，利润空间都没了。”
他期望，在偏远的县城有一块规划用地，自己的公司和这些厂家也能被引导，“形成一个有监管的圈子，规避掉一些安全与环保的难处。”
张朗不敢收空壳车。他研究起下游的资质，选择了三家白名单企业合作。新规对违反电池编码要求、不履行信息报送义务的行为，设定了行政处罚。
成年后，他第一次觉得身上有了沉重的担子。家里的厂开了九年，“可不能在我手头出了事。”
吴晓超没碰“洗白”的业务。
返程的路上，他又想起当初的迷茫。
刚从大专毕业时，他去过一家五百强企业做销售。第一个月的业绩是零。
他问同事怎么开单。同事们说：“挖内部客户，你挖我、我挖你。要么压价。”尽管公司规定，利润不能低于8个点，但“只要三个点的利润，不会倒贴就行”。
不久后，同事们发现低价没法持续，把利润加到5个点、8个点，客户指责：“每次都加，是不是在骗我？”一个个走了。半年后，吴晓超也离开了公司。
如今他又对行业产生了动摇：只追赶眼前的数字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
（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）融资融券杠杆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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